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山东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一）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他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决定确保全县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XX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全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的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一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得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个，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200多个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9公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

　　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

　　（二）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做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第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做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议，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到北京。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如今离休。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