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开始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的外公毛泽东已去世三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李敏仍是在哀伤和忧郁中度过的。妈妈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看她的人也为数不多。

　　大概是冬天，有一位客人穿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妈妈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而这位客人嗓门高、语速快。她的年纪、个头都与妈妈相仿。这位阿姨是……妈妈解释说：“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我愕然。“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这就是王海容。

　　海容不谈自己的过去。有人发现我对海容的经历竟一无所知时，惊讶地说，没看过你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里面十次有九次都有王海容!

　　世纪之交，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打开中美关系那段历史逐渐产生兴趣。由此发现：从外公与斯诺谈话，秘迎基辛格，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重大外交活动，海容都参与其中。但是，在回忆录、传记和纪实作品中，在电视、报纸和广播采访中，在2001年纪念“乒乓外交”30周年和2002年纪念“破冰之旅”30周年的活动中，为什么都没有海容的声音呢?

　　2004年，海容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又一次来我家做客。

　　“说说您的故事吧，海容姐姐，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我恳求道。“我有什么好写的?”海容淡淡地回答。

　　我劝海容姐姐该给后世留下自己所知的真相，海容若有所思，最终说：“你写你的，我不写。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于是才有了这些文字。

　　海伢子的童年

　　1938年，海容出生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当时，王季范先生是长沙名校长郡中学的校长。不久，日军轰炸长沙，海容被妈妈带着到外公家避难。那里名叫新屋嘴湾，离海容祖父家的王家老屋也不远，翻过山就是我外公的故乡韶山。

　　海容的父亲是王季范先生的独子王德恒烈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支持石三伢子的九哥得知表弟已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于是派儿子前往延安，希望他能为抗日尽一份力量。王德恒由外公的弟弟毛泽民介绍入党，在抗大完成学业后，被派回老家湖南，准备做地下工作。1941年，他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坐渡船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追捕。王德恒水性很好，本想跳船逃生，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当年海容3岁，弟弟王起华1岁。

　　父亲牺牲后，母亲独力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是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的。

　　童年的海容被人们称为海伢子。她在外公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要了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王波”的徒工生涯

　　1958年海容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走上了从学校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学校的人生之路，指路人就是我的外公毛泽东。

　　海容在北京化工厂当了三年学徒。工厂生活让她学会了独立应对许多事情。三年徒工生活，让海容写出了一篇文章，那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的《我的经验》。通过辗转寻找，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在首页目录中，海容的文章标题用黑体标出，登在第28页。翻开文章，标题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首先是四个大字——“我的经验”，旁边是四个小字——“徒工王波”。

　　那么，海容为什么还有“王波”这样一个名字?“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的笔体又为什么与外公的“毛体”如此相似呢?

　　原来，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为了给广大徒工和学生释疑解惑，《中国青年》准备刊登有关稿件。这份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刊物曾请海容当通讯员，不过她没答应。海容喜欢自由，通讯员则需要定期交稿。当过徒工的海容，对徒工生活有一些体会和感受，此事很对她的心思，于是写出了《我的经验》初稿，并给时任外公秘书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写了一封信，托叶子龙转交外公修改。

　　两个半月后的10月17日，外公在来信上批示：“找王海容今天下午3时15分来这里一谈。”那天，海容骑车来到中南海，与外公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外公对海容在工厂的表现是满意的，他高兴地看到：当年天真地向自己要苹果和篮球的海伢子，已成长为光荣的劳动者。因此，外公仔细修改了稿子，还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并且专门写了编者按。

　　为什么不署海容的本名呢?原来，外公对海容说：“要是别人知道是我给你写的编者按，别人找你怎么办啊?”海容从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她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外公想了想，说：“那你就写徒工王波吧，波浪的波。”

　　又过了一个半月，1960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经外公修改过的这篇文章。“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八个字都是外公亲笔写的。因为文章的读者是青年，所以写的是比较工整的行书，而非龙飞凤舞的“毛体”草书。

　　与外公的谈话

　　《我的经验》发表不久，在外公的建议下，海容重新选择了上学。她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和外语系学习期间，与外公就教育问题做过几次长谈。海容记得，其中有一次她向外公反映：他们班上有个同学爱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

　　外公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海容说：读过。外公又问她喜欢《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得到的回答是——“我哪一个也不喜欢”。

　　外公是喜欢看《红楼梦》的。他开导海容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是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外公还问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海容不解地说：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外公不以为然地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他又问海容：你读过《聊斋》没有?得知她没有读过，外公介绍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在风趣渊博的谈吐背后，是外公对教育、对读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下一代的深切期望。后来我得知，外公与海容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摘自《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