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条建党原理有三个关键词：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工人运动，三是结合。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建党必备的条件。怎样看浙江人在建党时的历史贡献，就看在这三个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浙江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传播马列主义，陈望道、邵飘萍全国领先

　　中国人是在19世纪末知道有马克思主义的，并零星、片断地传入中国，而国内开始比较完整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国内第一本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时任浙江第一师范教师的陈望道翻译的。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中国先进分子还在寻找革命出路之际，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于是，中国先进分子既希望了解马克思主义，也更多地渴望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践的结果，但当时还没有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称为列宁主义，其在中国传播的也只是片断文章。较系统地研究整理十月革命经验，并向国人介绍的，是浙江先进人士邵飘萍撰写的《新俄国之研究》。这本书24章，约8万字，作者高度赞扬苏维埃政权是“全世界一种最新之政治组织”，充分肯定十月革命使用暴力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此书是中国介绍列宁主义最早的一部著作。

　　邵飘萍，东阳人，与陈布雷、张任天是同学，都因办校报而出名。1915年，他第一个从日本向《申报》揭露袁世凯向日本出卖国家的“二十一条”秘密交易，为国内开展“护国倒袁”打响了第一枪。上海《申报》因邵飘萍的“独家新闻”而闻名于世。他后创《京报》，在我国新闻史上开创了不少新闻之“最”，被称为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

　　他还是五四运动实际发起人。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最早是通过《京报》传出的，5月3日晚，北京13所大中学校代表集会，他是唯一被特邀参加会议并作主题讲演的。他号召爱国学生“在民族危机牵于一发之际，北大师生应当挺身而出，把全国名校同学发动起来，救国图存，奋起抗争”。在他的感召下，全场情绪激昂到沸点，当即就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邵办的《京报》作了跟踪报导，也是最有影响的一张报纸。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和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同时在1920年8月出版，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即列宁主义，后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实际应始于这两本书。这是当时引导国人走苏俄道路最有影响的书。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自修大学”，就是将这两本书作为基本用书的。

　　这里要指出的是，过去一直把邵飘萍作为自由民主主义者看待，他也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以示自己与《京报》追求客观真理。因为他不是共产党人，所以在党史上也没有他的位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经罗章龙证明，邵是他和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作为中共特殊的“秘密党员”开展活动。中组部于邵百年诞辰之际下达文件，认定他为1925年入党的秘密党员。

　　1926年，邵飘萍因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和“宣传赤化”罪，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冯玉祥称道：“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二、现代工农组织的建立，浙江最早

　　要说工人运动的声势与规模，浙江不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但用先进思想指导建立工人、农民组织，则是浙江最早。1920年7、8月成立的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简称“印工会”）和1921年9月间成立的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我们将浙江印工会称为中国现代工会组织的发轫者，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五四运动后，各行各业的工会在城市相继出现，论时间，“印工会”未必最早，但从组织章程、活动情况和发展方向来说，“印工会”是同时期工会组织中无与伦比的。它通过“评议会”的民主领导机构，开展同资方对话的活动；创办《曲江工潮》半月刊，进行公司内外交流；创办“工人业余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政治、文化；跨出印刷行业，促进杭州工人大联合等等，成绩斐然。后来劳资矛盾加剧，“印工会”被强制解散，骨干被通辑、开除，工会逐渐从杭州转移到上海活动。如工会宣传股长徐梅坤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入党，成为我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上海早期领袖，在党内任上海兼江浙区委书记。“印工会”总负责人倪忧天在上海组建了印刷党内文件的 “国华印刷所”。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郑覆他，也是从杭州转过去的印刷工人，他在上海任江苏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时，项英是秘书。总之，上海在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多系从杭州转过去的。

　　中国现代农民组织——街前农民协会，在被淹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随着改革开放而被发掘出来，并已获得史学界和社会上公认。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萧绍农民运动的实际发动者沈玄庐（沈定一）当时既是浙江省议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他后来虽然背叛了党，成了国民党右派，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提出，在中国现代史上首屈一指，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先驱。

　　三、浙江第一师范为“结合”培养了一批骨干

　　浙江第一师范是当时东南几省的名校之一，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曾云集诸多名家大师，如邵章、沈钧儒、许寿裳、马叙伦、姜琦、何炳松、蒋梦麟，等都主持过校务，并广罗各方专家学者如李叔同、鲁迅、叶圣陶、夏丐尊、沈尹默、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等先后任教。浙江在省内外从事建党活动的骨干，大多来自浙江第一师范。

　　五四时期的一师校长经亨颐，倡导“人格教育”，鼓吹“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主动精神，主张思想解放，提倡学术自由，与蔡元培的“兼容并蓄”民主办校思想一脉相承，并在世界潮流与国情趋势上要求师生“唯北京大学之旗帜是瞻”。在教学上明确提出“与时俱进”的口号，实施教学改革。在此教学指导思想下锤炼了一大批建党人才。他们认识到工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自觉同工农运动相结合。如浙江“印工会”就是在第一师范师生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曲江工潮》是一师学生协助编辑的，工人业余学校是一师师生任教的，萧山农民运动也是沈玄庐聘请一师同学到衙前任“农村小学”教师后开始活动、组织起来的。五四后，部分师生转移到上海活动，先与上海工作的邵力子、沈玄庐、沈泽民等浙籍人士集结一起，从事社会主义宣传活动和建党工作，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等成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施存统去了日本，沈玄庐去广州帮助组织党支部，俞秀松被陈独秀指派去办外国语学校，培训干部去俄国留学，陈独秀去广州工作时由陈望道负责上海党组织，并筹备党的“一大”。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时还决定俞秀松负责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他先后联合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成立青年团，浙江第一师范的王一飞、华林、宣中华等一批青年成了上海青年团的首批团员。全国青年团也先于全国共产党成立，足见浙江第一师范对中共建党的历史贡献。

　　陈望道等提到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校时有“北有北京大学，南有湘浙两师”之说。湖南因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而出名，浙江有施存统、俞秀松、沈尹默（夏衍）等创办的《浙江新潮》影响全国。特别是施存统《非孝》一文引发的“一师风潮”，震动了北京当局，成为五四运动后全国最有影响的学生风潮。毛泽东在长沙组织过“新民学会”，杭州有宣中华、俞秀松、刘大白和沈玄庐组织过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悟社”，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解放初，毛泽东、董必武回忆建党时，认为杭州是有共产主义组织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浙江先进分子活动的名声在外。

　　四、浙江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中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浙江党组织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东阳的金佛庆既是浙江最早党员，也是最早去黄埔军校工作，并且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特别支部的五个成员之一。浙江送去黄埔军校的人数仅次于湖南、四川、广东。北伐战争胜利后曾有一句顺口溜：“广东出钱，湖南出人，浙江出官、江苏出太太。”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成了白色恐怖地区，进步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但浙江的革命仍然在继续。在浙西南和浙中地区就组织过以原浙江第一师范的体育教师胡公冕为军长的红十三军；随后刘英、粟裕领导的挺进师在浙南坚持到抗战爆发；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中，浙江也是合作最有成效的地区，有“山西有牺盟会，浙江有改工队”之说；抗日战争中开辟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之一；抗战后期，又在浙西成立了以粟裕为司令的苏浙军区，并坚持到胜利；在解放战争中，又在浙东开展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军事斗争，在学生运动中出现了震惊全国的“于子三事件”，两条战线配合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离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