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平，又名黎平，1908年农历6月26日出生于浙江奉化吴家埠村，1986年10月3日病逝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有4个人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是：瞿秋白、王明、张闻天、毛泽东。其中许多事情罕为人知。

　　和瞿秋白的友谊

　　1925年10月，吴亮平奉党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瞿秋白也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为了纪念孙中山和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置的一所学校。学校根据每个学生的文化程度和外语水平编班，吴亮平被编入第一班，即英文班。经过一年学习，吴亮平掌握了英语和俄语，并当上了俄语翻译，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著名的《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就是吴亮平记录整理的。由于吴亮平外语水平较高，常被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去担任翻译，因此与瞿秋白接触甚多。

　　吴亮平对瞿秋白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文人气质和学者风度。瞿秋白虽然担任过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却没有一点领导人的架子，待人和蔼可亲。二是实事求是，勇于修正错误。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任党的总书记，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党的六大对他进行了批判，此后他常常进行自我反思，公开作自我批评。三是爱憎分明，主持正义。吴亮平曾多次向瞿秋白反映王明一伙在中山大学搞宗派活动的情况，并为受打击的同志申诉。瞿秋白听后，亲自到中山大学做调查，弄清情况后，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王明。但王明反诬瞿秋白是“半托洛茨基分子”，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攫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把瞿秋白排挤出中央政治局。

　　1932年10月，吴亮平来到中央苏区。次年冬，瞿秋白也到达瑞金，1934年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选出了11名人民委员，吴亮平被选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瞿秋白被选为教育人民委员。两人住处很近，经常在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和党内的各种问题。吴亮平把他所作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草稿送交瞿秋白征求意见。瞿提了三点：一要强调苏维埃的人民民主；二要反对官僚主义；三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这些意见都被吴亮平采纳了。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准备作战略转移。长征前，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委员会委员开会，宣布走、留名单。当瞿秋白听到自己留下的决定后，心情有些激动，但没有吭气。吴亮平看出了瞿秋白的苦闷，会后邀瞿吃饭，席间瞿秋白酒喝得特别多，激奋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为革命奋斗到底!”吴亮平想让瞿秋白也同行。他先找毛泽东反映：“像瞿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回答：“我也提了，但是我的话不顶事。”吴亮平又去问张闻天，张闻天回答：“这是中央局集体决定的，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于当年6月18日英勇就义。吴亮平闻讯感到万分痛惜，引为一生憾事。

　　屡遭王明打击陷害

　　王明是1925年11月和吴亮平同时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由于王明熟读马列本本，善于投机钻营，当上了学生公社主席，以后又攀附校长米夫，控制了学校的党组织——共产党支局，当了副书记(书记是苏联人)。王明在留学生中间大搞宗派活动，企图控制整个留学生。

　　吴亮平最初对王明好出风头、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作风看不惯，不愿与他为伍。王明看到吴亮平学习成绩好，有发展前途，几次试图拉拢吴亮平加入自己的小圈子，遭到吴亮平拒绝。王明碰了钉子，十分恼怒。吴亮平还和左权、陈启科等一起，在墙报上对王明一伙欺上压下、打击同志的行径提出批评，更引起王明的极大不满。吴亮平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瞿秋白、邓中夏反映王明一伙在中山大学的所作所为，事后被王明得知，更加把吴亮平视为眼中钉。王明一伙自恃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支持，不仅不接受瞿秋白、邓中夏等领导同志的批评，反而变本加厉，在中山大学制造事端。有一次，王明终于找到了打击吴亮平的机会。一天，几个江浙籍的同学给蒋经国写信，同他开玩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选你当会长……”这封信放在蒋经国的抽屉里，被同宿舍的一个人看到，交到了中大支局。王明借此大做文章，把大批反对他们的人，包括吴亮平在内都打成了“江浙同乡会分子”，扬言要加以惩处。以后，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组成专门审查委员会，经多方调查，才弄清真相，去掉了吴亮平等人被王明强加的所谓“反党集团分子”的罪名。

　　王明抓不住吴亮平的把柄，竟别出心裁，给吴亮平扣了一顶“老机会主义”的帽子。吴亮平当面反驳：“是不是机会主义姑且不说，我不满20岁，怎么能称老字号，真是天大的笑话。”王明被驳得哑口无言，但怀恨在心，蓄意报复。

　　1929年10月，吴亮平回国，通过赵毅敏同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接上头，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主编《环球》周刊，并作为中宣部代表指导中央文化委员会的工作。1930年初，王明回国，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冤家路窄，王明凭借职权，罗织罪名，与2月下旬将吴亮平撤职，下放基层。吴亮平被转到上海一个区的支部，1930年11月又被捕入狱。王明知道后，幸灾乐祸。后来王明重返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交代别人，在吴亮平出狱后，就将他杀掉。由于吴亮平所在的党组织没有理睬王明这一“指示”，吴亮平才没有遭到暗害。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亮平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乘飞机来到延安，看到吴亮平还活着，而且身居要职，害人之心再一次萌发。他制造谣言，罗织罪名，千方百计陷害吴亮平。王明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后，再次撤销了吴亮平的领导职务，把他下放到《解放》周刊去当编辑。在此期间，吴亮平先后撰写了《论民族主义革命》一书及70余篇文章。

　　1940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谈话，说中央已经查明，王明诬加的罪名毫无根据，决定取消对吴亮平的怀疑，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同时，通知吴亮平已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2年，吴亮平担任中央晋绥分局委员、晋绥一地委书记。1945年吴亮平参加七大后，毛泽东想留他当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局长，但他要求到前线去。当时东北战场需要大批干部，中央就派他到东北去开拓解放区，任新解放的东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发前，毛泽东为他饯行，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

　　因张闻天而蒙冤

　　“文革”期间，各种“帽子”满天飞。其中有一顶罕为人知的“帽子”，就是“张闻天余党”。唯一戴过这顶帽子的人，是与张闻天有过40余年亲密交往的吴亮平。

　　1925年10月，吴亮平和张闻天等一起乘一条苏联客货混装的运煤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入校后两人又被编在同一个班，同班的还有王稼祥、沈泽民、蒋经国等人。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邓中夏去中山大学了解情况，要求有翻译能力的留学生多译一些马列著作，以便于那些对原文阅读有困难的同学学习。于是，学校组织了英语、俄语两个翻译班，吴亮平和张闻天都在其中。吴亮平和张闻天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吴亮平还翻译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参加翻译了《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著作。1927年，吴亮平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张闻天是介绍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宣传部长，吴亮平任中宣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先后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辽宁省委书记等职务。在他担任合江省委书记期间，吴亮平任合江省东安地委书记。在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定为“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被撤销领导职务，下放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当时吴亮平任国家经委委员，与张闻天的住处相邻，时有往来。由于吴亮平和张闻天有这样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所以，“文革”中张闻天蒙冤也株连到了吴亮平。

　　吴亮平对张闻天有比较深厚的友谊和深刻的了解。张闻天在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一位犯过错误的革命家。吴亮平曾几次听到毛泽东对张闻天的赞扬。在陕北，有一次吴亮平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洛甫是‘明君’啊!他能让大家都充分地发表意见。”洛甫是张闻天在中山大学留学时所取的俄国名字中最后两字的译音，以后熟悉他的人都以洛甫称呼他。当时他任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开会由他主持，所以毛泽东以“明君”比喻他从善如流。在党的七大期间，吴亮平又听到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在我的名下，但我不能忘记这两个人。”

　　“四人帮”粉碎后，强加在张闻天头上的“老牌机会主义”的罪名得到昭雪，邓小平称他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吴亮平也恢复了名誉，肯定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战线上的杰出战士”。

　　受到毛泽东的器重

　　毛泽东以“大禹治水之功”比喻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功绩，又说“功不在禹下”。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的代表作，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1930年，吴亮平受王明打击，离开中央宣传部，住在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里，靠在一所大学代课挣点钱维持生活。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22岁的吴亮平，冒着酷暑，用3个月时间，翻译了《反杜林论》，由江南书店出版。

　　1932年，吴亮平来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开始担任红军军事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政治总教官。一天，中央苏区集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毛泽东也参加了。军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向毛泽东介绍了吴亮平。毛泽东非常高兴，说：“你就是翻译《反杜林论》的吴亮平，久闻大名。你的译作我早就看过了，那是在福建漳州打土豪时从地主家里缴来的。”

　　这次会见后，毛泽东还多次邀请吴亮平到自己住处谈《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吴亮平说：“恩格斯这本书写得好，批得全面彻底，深刻有力。你译得也好。”毛泽东赞扬“哲学编”第11节末“大过沉溺于杯中”这一句译得有味道。毛泽东还说：“你的名字叫亮平，我看还是黎平好。”所以吴亮平翻译的这本书，再版了几次，具名一直是“黎平”。

　　长征到达延安后，吴亮平在毛泽东关怀下，将整个译本重新校阅一遍，于1940年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次校订本。1954年，吴亮平对《反杜林论》译本再一次作了校订。这次校订，除了依照英文、俄文本外，还参照了德文本，于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次校订本。1973年，吴亮平又仔细地对译文作了校订，于1974年10月出版了第三次校订本。

　　吴亮平还曾担任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的翻译。斯诺第一次采访毛泽东是在7月16日，并在几天内进行了关于当时抗战形势的谈话。斯诺第二次采访毛泽东是在9月23日，内容是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第三次采访是10月的一天，毛泽东应斯诺多次请求，与他谈了自己的经历和长征的主要经过情况。这些采访和报道，后来被编译出版，即著名的《西行漫记》，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亮平从中担任翻译，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吴亮平的器重和信任。

　　(作者单位：奉化市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