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周恩来住院时，爹爹去看望了几次，看见周恩来还在医院里会见外宾，虽然瘦，但精神还好，没有过多地担忧。没有想到很快就传来病危的消息。

　　其实爹爹并不知道，每次周恩来伯伯见爹爹都是有备而见。有一次，爹爹接到周恩来秘书的电话，说总理很想看看朱老总，可否安排来一次。爹爹当然也十分想去看看他的老战友啦!可是，周恩来伯伯怕爹爹看见自己的病态会难过，事先特意换上中山装，将病号服压在枕头底下。周恩来伯伯又怕见面时间长了影响爹爹吃饭，便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下午5点半，一定要让老总回家，他有糖尿病，不能影响他按时吃晚饭。

　　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伯伯已经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见爹爹的要求。这一次，周恩来伯伯依然是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与他们50多年前相处一样，充满了真挚和信任。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爹爹不知道这是自己亲密战友在向他诀别，他期待周恩来好起来。临别时爹爹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周恩来伯伯一直站在门厅口，目送爹爹的汽车驶出视线才转身回病房。

　　这之后，爹爹再没有看见周恩来，也不知他的病情怎样了，直到得到周恩来病危的通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个传达不幸消息的电话是康克清妈妈接的。她没有一下子告诉爹爹，她知道爹爹和周恩来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感情很深，一下子挑明了，怕爹爹经不住打击。到了第二天，离老帅向总理遗体告别还剩下一天时间，妈妈故意将话题转移到总理的病情上，然后一点一点地深入，将总理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爹爹。爹爹听了，立即站立起来，紧张地问：“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上午……8点……”

　　爹爹扑通跌坐在藤椅里，两眼直直的。

　　妈妈一见好害怕，连忙推爹爹，喊：“老总，老总，你没有事吧。”

　　这时，爹爹已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妈妈知道爹爹心里难过，流流眼泪比憋在心里强，就没有安慰爹爹，让他痛快地哭一场。爹爹哭声越来越大，最后放声大哭。他的哭声使身边已经知道这一噩耗的工作人员，再也憋不住内心的悲伤，跟着在外头房间也哭泣了起来。已经懂事的孙子，也哭着奔到爷爷面前，祖孙抱头痛哭……

　　第二天，爹爹到北京医院吊唁厅向周恩来遗体最后告别。

　　爹爹从出门上车就开始流泪，等到了吊唁厅走到总理身边，他已经泣不成声。他双腿颤巍，但还是并拢双腿，以军人的姿势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这是爹爹生前最后一个军礼!

　　开追悼会那天，爹爹本来是要去的，但连日的悲伤，影响了身体。那天上午，爹爹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爹爹伤心地拍打着自己的腿，好像是对自己说，又好像是对周恩来的亡灵说：“恩来，你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爹爹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听清楚。但是半年后，爹爹也走了。

　　我想，是不是他们在预约相见的时间。

　　总理去世后，爹爹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拼命地工作。他那时已经90高龄，我们晚辈劝也劝不住，他就是要去工作!

　　我做了个简单统计，爹爹从1976年2月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5个月中，共会见外宾l8次，找人谈话三次，其中最后一次和中央党校教授成仿吾谈话，是他亲自去党校看望这位老学者的。当时，身边工作人员说：老总，您的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他接来吧。爹爹不肯。

　　“为什么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还是我去看他吧!”

　　成仿吾教授从1975年初，根据中央批准，开始对马恩著作的中文译本进行校正，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终于出版了。

　　1976年的5月l8日，他把新译的《宣言》送给爹爹。爹爹大概l9日收到，20日就看了一遍。

　　6月21日，爹爹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不知什么原因，礼宾司临时改变会见时间，又没有通知他，使得爹爹等待很长时间，等会见完，爹爹感到身体不舒服。回到家，就发烧。

　　6月25日，爹爹住进了北京医院。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会很快好的，谁也没有爹爹永远不会走出医院的思想准备。

　　可是病情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好转，而是越来越重。到了7月初，爹爹病危，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医院看望他。我知道，这是在最后诀别，一般病人无康复的希望，大家才会涌向病人的床前。

　　7月4日，李先念来看爹爹，爹爹的神志还比较清楚。他拉着李先念的手，一字一字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这是爹爹最后留在人间的声音，以后他进入了昏迷状态。

　　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

　　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