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我在温岭县委组织部工作。当时全县从机关、部门、公社抽调了200多名干部，还有军队干部和部分大专院校学生，共同组成省委社教工作队，去余姚马渚搞社教。队部设在马渚镇里，经编组后，有的进驻镇上工厂，有的去农村，我被编在农村组。

　　参加农村组的同志，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相对艰苦一些。记得当时我与台州路桥机场的一名军队干部同住在一户贫农家里，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般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晚上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有时召开各种会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的房东是个三口之家，夫妻俩和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房子全部是用稻草盖的，我与军队干部两人床铺面对面搭在堂前间，中间是一张四方桌。主人一家睡在堂屋后面，他家还养有一头母猪。

　　一天晚上，这头母猪临产。夜里12点多，我们已经睡了，女主人提着盏煤油灯去猪舍查看母猪是否产下小猪。不慎，灯火引着了猪舍的稻草，我们在睡梦中被“着火啦！着火啦！”的叫声惊醒。我与军队干部迅速从床上坐起，见猪舍的大火已向屋顶蔓延。没有自来水，附近更没有消防队，我们只好随手拿起扫帚奔出去扑打，但无济于事。附近邻居赶来，仍无法扑救。大伙见灭火不成，转为抢救主人家的东西，能搬出多少算多少，尽量减少损失。紧张地忙乱了一阵后，眼巴巴地看着整间草屋被大火吞没了。当我和军队干部想到自己的东西还没有搬出时，已经来不及了，衣物全部化为灰烬。

　　所幸的是，这次失火除那头临产的母猪被烧死外，人都逃了出来，东西大部分也已搬出。草屋是单独搭建的，所以没有殃及周围邻居。大火无情人有情，邻居们有的拿出自家的稻草和毛竹，有的出力，3天后，一间新的草屋在原地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