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为照顾病重的母亲和为母奔丧

　　毛泽东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在斯诺所著《毛泽东自传》一书里，毛泽东是这样饱含深情地回忆他的母亲的：“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我弟弟组成，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毛泽东对母亲的身体非常关切，1918年8月他离湘赴京前夕，曾特意致信他的两个舅父，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信中说：“乡中良医少，特请人开来一药方为母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1919年春，毛泽东偕新民学会会友离京赴法前夕，因得知母亲病危，即于3月12日返湘并取道上海送别会友，4月6日回到长沙即将母亲接到省城就医，“对母亲亲侍汤药”。当年10月他的母亲去世时，毛泽东正在省城组织驱张运动，煞是紧张而忙碌，但他一获消息便日夜兼程赶回韶山为其母守灵送葬（他父亲去世时没有回去奔丧)。

　　毛泽东由于时刻惦记着母亲的病情，“不得不赶回服侍”，以及“有生一日，皆伴亲时”的想法，使之在新民学会诸友赴法留学前夕，因母亲的病及后来的逝世而未能出国。

　　原因之二：受到胡适的影晌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像五四时期的许多青年一样，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胡适与陈独秀是有着特殊魅力的人物，甚至是他崇拜的对象。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毛泽东在他的影响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至于胡适，却有着对毛泽东不出去留学的影响。

　　1918年8月，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名文，从而挑起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从当时的历史看，青年毛泽东更趋向于胡适的观点。原因是胡适对当时并非名人的毛泽东有较多的关注，这对青年毛泽东来说似乎遇到了“知音”，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毛泽东把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如期寄给胡适，胡适在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一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尤其令毛泽东感动的是，胡适不但对毛泽东登载在《湘江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大加赞扬，说该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而且还对毛泽东本人褒奖有加，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接下来的两件事，也许是胡适对毛泽东不出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胡适赞同毛泽东的“自修”学习主张并加以鼓励，他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

　　另外，胡适也主张青年不必盲目出去留学，还写过一篇文章叫《非留学篇》。

　　原因之三：甘为学会“殿后”及现实斗争的需要

　　1920年6月，向警予自法国致信毛泽东转达蔡和森的意见，即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留湘两年”。除了蔡和森之外，“润之兄应当留在国内”是当时新民学会成员大多数人的意见，萧子升、蔡和森赴法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担子更重了。毛泽东主张把有限的会员适当地分散到各地、各方面去学习，寻求救国之法，也要留人在长沙从事教育，就地培育最紧缺的人才，建立改造中国的基地，使长沙成为中国的重心。事实上新民学会大体上也是按照此想法去行动的，除了10多人先后赴法外，另有傅昌珏等赴日，李思安等去南洋，杨润余等到上海，罗章龙入北大，而毛泽东、何叔衡等则留守长沙，从事教育。

　　此外，现实斗争的需要也使他无法脱身。毛泽东第一次前往京、沪，使他开阔了眼界，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及中国革命的大势，预感到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风暴即将到来。因此，他一回到长沙就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如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创办和主编《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办自修大学，发起和主持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正是由于毛泽东因实际工作奔忙，所以在1919年11月，当他的同学罗学瓒来信要他留学时，毛泽东谢绝了同学的好意。

　　原因之四：推崇“自由研究”的治学理念和思想

　　毛泽东历来厌恶僵化、呆板的旧式教育，注重通过自学钻研和接触社会获得学问和知识，在留学问题上也不认为非要进学校不可，而主张采取自由研究的方法。这种想法可以说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

　　1912年秋，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是他并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小而规则繁琐。……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阅书。”在自修的半年中，他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地图，引起很大兴趣，反复细看，受到启发。

　　毛泽东没有经过家里的同意而擅自退学，他父亲非常恼火，不再给他钱，伙食费也没了，吃饭成了问题。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考上了湖南师范学校。但毛泽东依然认为“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殊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毛泽东还经常缺课，大多是他不喜欢的理科，这时候他就在自修室或寝室里自学。1920年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得更加直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学习和研究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毛泽东认为求学与研究不一定非要进学校不可，而以能掌握知识为根本目的。早年在长沙求学，他经常在图书馆、自修室或寝室自修，后来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也是以自学为主。与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比较而言，毛泽东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作为领袖所必要的素养和渊博知识，大都是通过自修获得的。

　　原因之五：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

　　1919年3月，新民学会赴法诸友在上海等船出洋之际，毛泽东突然宣布不去法国：根据罗学瓒1923年2月回国对周士钊的说法是这样的：“当时，毛约集我们开了个会，在谈了此行的重大意义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后，宣布他自己这次不去留法了。”当大家“问他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辛苦经营将近一年，为什么到临行时忽然变计”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但还研究不够，因此作出这种决定。”

　　从1918年秋到次年春的北京之行，青年毛泽东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经过驱张运动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开始考虑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不够，思想还是种种主义、学说的“大杂烩”，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那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寻找出路”，改造中国，促使毛泽东留在了国内，以研究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长信最能表达这种想法。信中写道：“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放弃出国，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使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把握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因此，只有他能够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作出最大的贡献。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中国，所以中国选择了毛泽东。

　　摘自《文史精华》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一直都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可最终没有成行。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放弃了对当时许多青年来说梦寐以求的出国计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