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办案的最大困难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许多罪行和党中央领导上的一些错误，也即坏人做坏事和好人办错事纠缠在一起。为打掉林彪、江青一伙把他们的罪责往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身上推而施金蝉脱壳计的一切口实，克敌制胜，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犯罪和错误，区分触犯刑律和违反党纪，这是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国家法律的尊严，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预审工作开始，中央就为我们确定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是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分开；二是把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犯罪活动与好人犯错误分开；三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伙进行篡党篡国活动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还有康生、谢富治等，都是一丘之貉。只有分工负责，并案审理，才能弄清全案，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彭真同志在对我们谈话中，还引用马克思的教导：“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这就从理论上告诉我们：对林彪、江青一伙，最好从他们活动的最后一段和结果着手，沿着历史顺序，从后向前研究，较易看清问题。这就是我们办案的指导方针。我们始终掌握的一条，就是只审理江青一伙直接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不管路线错误，包括江青一伙犯的路线错误及其造成的恶果。对延伸的罪行，原则上也不予追究。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如与党的路线错误有具体、直接联系，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和责任有直接牵连的，即使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也不予起诉。

　　1967年7月21日，江青接见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煽动说“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口号是对的”，造成河南武斗升级，全国全面内战，原拟作江青罪行认定。但经查，中央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同意“文攻武卫”口号，在江青讲话后，还给江青一信，要召开全国性会议，给所谓“左派”发枪。故不能作为江青的罪行起诉。上海“一月夺权”，由一连串事件组成，是张春桥先斩后奏，谎报情况，欺骗中央，造成了既成事实，进而发展为全国全面夺权。上海市委已认定为反革命夺权事件，中央发过文件。后经查，中央领导当时先后有过10多次讲话，表态支持“一月夺权”。我们只把与中央领导没有牵连的、张春桥直接遥控指挥制造的康平路镇压群众事件，从“一月夺权”中分离出来，列为张春桥的罪行起诉。此外，如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书记处、政治局、“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杨、余、傅事件”、“天安门事件”等12件影响恶劣的大事，由于牵涉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作为罪行起诉。其中，虽有林彪、江青一伙乘机兴风作浪、破坏捣乱，但同好人失误、失察有关，因两者的性质、手段、目的截然不同，也没有起诉。我们对此是牢牢把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