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老家那条清悠悠的小河，小河水犹如母亲的乳汁，我是喝着它长大的；忘不了小河旁那间祠堂屋，那是我读小学的地方；忘不了先生那慈祥的目光，他用心血浇灌了无数的小花。我的人生之路是从这里起步。如今，纷飞的往事多已成为过眼云烟，惟有故乡的小河，河旁的小学校，还有先生，令我终身难忘。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萧山农村文盲极多，像我父母那样一字不识的比比皆是。我们村上会看信、写证明的就只有一个叫长根的，被人尊称为“先生”。萧山农村的小学老师许多来自诸暨，我们村小惟一的老师郭辉也来自诸暨。一至四年级的课程全由他教，村上人也都尊称他为“先生”。

　　6岁那年，我还只是一个瘦小的乡下孩子，父母因为吃了没文化的苦，早早地就把我送进学校。我怯生生地站在先生面前，手中捧着母亲自制的书包，那是一块印花包袱，一块水车车骨板。“这孩子几岁了？”先生问。“快7岁了。”母亲答道。先生摸摸我头上那块瓦片头发笑了，领我走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

　　那时，我常常闹肚痛，隔壁婶婶说我肚子里有蛔虫。村上没医生，父母又没钱带我到县城医院，所以经常课上着上着就肚痛得坐不住。每到此时，先生便会轻轻为我揉肚子，放学后背我回家。伏在先生背上，我的肚子便不知不觉不痛了。

　　“先生长，先生短，先生头上套竹管。”村上一些调皮孩子当面喊着，他从不生气，总是笑笑。只要有空，他就会给这些不上学的孩子讲“龟兔赛跑”、“嫦娥奔月”的故事。渐渐地，这些不愿读书的“野孩子”也一个个都背上了书包。

　　先生有一张慈祥的脸，更有一颗慈爱的心。村上人写个证明、打个报告、写封书信，总要到学校找他。不管在吃饭，还是刚上床睡觉，先生总会立即替人写得清清楚楚，并一字一句念出来，让来人明明白白。清明做团子、端午包粽子，乡亲们总忘不了给先生送去，先生乐哈哈地收下，当着你面尝几口，直夸好吃，但转眼便分给贫困家庭的孩子。

　　记得我读二年级时，第一次上作文课，我的一篇作文先生批了93分。他很高兴，将这篇作文贴在墙上，还特意告诉村长，说我长大后一定是村里的秀才，会做文章。读四年级时，先生将我写的诗歌用钢板刻印出了一本诗集，高兴得我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我在部队里，转业后在县城里长期从事文秘宣传工作，正应了先生的预言。当我的小说、散文、诗歌在广州、南京、长沙、杭州等地获奖，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小学老师郭先生。

　　那年春天，先生忽然在学校失踪，我们背着书包等在校门口，但再也见不到他笑咪咪的身影。有人说先生晚上到乡中心小学开会，回来时路黑，不小心掉入河里。于是，村长和一帮村民用网兜、捻夹捞，最后潜入水中摸，可就是找不到他。我们在祠堂里、河坎边哭到天黑，也不肯回家。后来得知，厚道的先生是因为什么“历史问题”和“右派言论”，被关了起来，最后被遣送回诸暨农村老家改造。

　　前年在编造《新塘羽绒志》时，一个老同学告诉我，先生还在人世，粉碎“四人帮”后有了生活费，在老家过着清贫的晚年生活。对于现在已两鬓斑白的我，先生也许早已记不起来。但作为他的学生，先生的教诲、先生的恩情，就像故乡那条小河水，永远流淌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