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杭州众安桥的原浙江日报大楼拆掉已有多年了，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便会勾起我深深的记忆。我曾在这幢房子里生活和工作了整整24年。而这幢法式大楼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见证一段历史

　　众安桥，这是一个至少有着千年历史的地名。早在800多年前南宋在临安（即杭州）建都之前，这个地方就已经很有名了。原浙江日报这幢法式大楼则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由国民党CC系的《东南日报》社所建，据说，设计者是一位在我国传教的法国牧师，他也是一位建筑师；所用建筑材料也大部分从欧洲进口。但它建成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州前，《东南日报》社就随浙江省政府迁往丽水碧湖，再迁云和，后来又在福建南平创办了《东南日报》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从云和迁回众安桥这幢大楼继续出版；南平版的人员则迁入上海，创办了《东南日报》上海版，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停刊。

　　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州之后，这座大楼竟成了驻杭日寇的宪兵司令部。杭州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控诉旧社会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我作为报社记者，曾多次参加群众控诉大会，看到听到好几位老人声泪俱下地控诉他们的亲人被日本侵略者关押、杀害在众安桥宪兵司令部“地牢”里的惨事，我的心一次次受到强烈的震撼。回到报社，我询问了原来在《东南日报》工作过的同事，才知道，所谓“地牢”，原是大楼底下供印刷厂存放印刷物资的贮藏室，确曾被敌军用作关押中国人民的牢房。

　　国民党CC派主办的《东南日报》，当然反映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立场和利益。但是，在这座大楼里也并不平静。当时在《东南日报》工作的，就有一批我党的地下党员。他们在中共杭州工委的领导下，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斗争。据我所知，地下党组织在报社内和许多职工、采编人员、行政人员一起组成了一个“兄弟会”，互相联络感情，分析形势，团结战斗。在解放大军即将渡江之前，就是以“兄弟会”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东南日报员工应变会”，以合法的形式和报社当局斗智斗勇，有效地粉碎了报社当局企图把重要器材、物资运往台湾的计划。所以，杭州解放时，原《东南日报》除了少数几个主要负责人员只身逃离之外，其余大多数员工和设备、资产，都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里，使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得以顺利创刊。

　　走出一批知名人士

　　在这幢大楼里，经历过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也造就了一批革命战士。《东南日报》地下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加上灵活的斗争策略，战斗力很强。原副刊主编谢狱，是地下党杭州市文化区委书记，除了领导报社内部的工作，还领导着杭州市文化界的一批地下党员，为迎接杭州解放做了许多工作。早年他已从浙江画报总编辑的岗位上离休，现在已有88岁高龄，身体还很健康。地下党员中有一位广东籍的老党员周冷（原名周振国），30年代就在香港参加革命活动。他因北上到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策反工作而滞留在浙江，入《东南日报》任资料室主任。杭州解放后，他曾任浙江日报特派记者。1950年调回广东，先后担任新华社记者、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南方日报总编室主任，80年代在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岗位上离休后，以88岁高龄去世。他在晚年，还抱病写成了50万字的小说《东方欲晓》，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以杭州解放前夕在《东南日报》内外的斗争生活为背景而展开的。

　　另外还有几位地下党员曾在《东南日报》工作过，后因斗争需要较早离开了。其中一位是钟沛璋。他是地下党杭州工委的成员，1948年回到上海，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80年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还有一位是程融钜，杭州解放后曾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杭州市教育局长、杭州市委文教部副部长，60年代负责筹办杭州师范学院，任杭州师院党委书记。

　　在这幢大楼里工作和生活过的，还有两位知名人士。一位是海宁籍的查良镛，就是赫赫有名的“金大侠”金庸。他曾在《东南日报》担任过翻译和国际编辑。后来他转到《大公报》工作，在香港撰写了许多著名的武侠小说，又创办了《明报》，成为香港的知名人士。前些年他又受聘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另一位是建德籍人士戴不凡。他也曾在《东南日报》担任过编辑，杭州解放后转入《当代晚报》工作。50年代初，他为《人民日报》撰写评论文章，评论戏剧家田汉根据《白蛇传》故事编写的京剧《金钵记》，受到戏剧界、文艺界的重视，不久他即调入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曾任《戏剧报》（期刊）编委，成为国内著名的戏曲艺术研究家和评论家。

　　造就新一代报人

　　这幢大楼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是在1949年5月。这年4月下旬，百万雄师南下。随着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般地渡江向南挺进，一支支党、政、群以及专业人员的队伍，也随即向江南进发。其中有一支新闻干部队伍，由山东《新潍坊报》社长赵扬率领，目标明确，直奔杭州。这支由山东《大众日报》、济南《新民生报》、《渤海日报》、《新潍坊报》的新闻专业干部和华东新闻干部学校一部分学员组成的队伍，很快地进入杭州，进驻众安桥原《东南日报》社，受到地下党组织和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南下队伍的领导人赵扬，当即以军事代表的身份，奉杭州市军管会的命令，接管了《东南日报》，并行使副总编辑的职权，着手创办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赵扬，浙江慈溪人，后调任浙江省工业厅副厅长，黑龙江日报总编辑，已于70年代去世）。南下新闻干部队伍里有许多富有革命斗争和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他们成了新创办的《浙江日报》的领导班子成员和新闻业务、行政管理、党务工作的领导骨干。与此同时，省委又从部队调来陈冰同志担任《浙江日报》社社长。在这之前，陈冰同志是第三野战军中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的社长。

　　组成《浙江日报》社这支新闻队伍的，除南下干部、地下党员外，根据省委的决定，又把坚持在浙江各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新闻工作干部，集中到杭州，参与《浙江日报》的创办工作，他们是下列各单位的人员：中共浙东临工委的机关报《浙东简讯》、金萧工委的《金萧报》、四明工委的《四明简讯》、路东工委的《路东简讯》、路南工委的《路南报》。

　　1999年5月9日《浙江日报》纪念创刊50周年时，报社第一任社长陈冰在《半个世纪的辉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办报初期，报社干部严重缺乏。到1950年7月，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全部员工也只有294人，其中干部166人。这166名干部中，南下的占22%，地下党和游击区的干部占19%，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杭州新闻学校分配到报社的40多位同志）占28%，原东南日报留下来的人员占29%。”

　　这里所说的“杭州新闻学校”，是社长陈冰同志根据省委书记谭震林所交代的两件事——重点办好《浙江日报》；办新闻学校，赶快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工作——而举办的。所以，杭州解放仅一个月，杭州新闻学校就开始招生；7月，学校正式开学。杭州新闻学校由浙江日报社、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七分社（即浙江军区——第七兵团新华分社）、杭州新华广播电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联合创办，陈冰兼任校长。陈冰同志所说的40多位同志是经过学习和实际工作锻炼之后，分两批来到报社参加工作的。此后的50多年里，又有一代又一代的报人在这里茁壮成长。

　　曾是重要政治活动场所

　　这座法式大楼从外面看，高大雄伟，很有气派，其实内部只有三层。一、二两层为办公用房，第三层则是一个大会场，有一座固定的舞台。解放前，这里是《东南日报》对外营业的东南电影院。杭州解放后，电影院停办。那时，位于延安路上的杭州人民大会堂尚未建立，这里就成了杭州唯一的大会场，也是省市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的许多重要会议、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例如全省解放之后不久就召开的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浙江省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党政军方面有一些重要人物来杭，有时也到这里作报告。据我的记忆，东南亚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应邀回国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之后，就曾来杭州访问，并在这个大会场里出席欢迎会，当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省里和浙江军区（七兵团）的文工团也常在这里举行慰问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王秀鸾》等老解放区的歌剧，军区京剧团（后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的《三打祝家庄》等，我们看过不止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会场召开的。和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浙江的农民历来生活在最底层。1949年9月，来自全省各地的429位贫苦农民的代表，终于来到省城杭州，和省党政军领导一起，庄严地讨论农民解放的伟大事业。

　　在这400多位农民代表中，有一位是金华地区汤溪县的陈双田。这位当过22年放牛郎和长工的贫苦农民，不但第一次上杭州开会，而且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庄严地登上了主席台。尽管陈双田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事过30年后，在建国30周年之际，他不但能够回忆起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当时讲话的情景和提出的当前农村工作六大任务，而且能够回忆起谭震林同志在正式讲话前的一段鼓舞人心的话。谭震林同志指着主席台正中悬挂着的四幅画像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认识这四位长满胡子的外国老头子吗？他们的名字，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创造了一种学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学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就是把他们的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争取全中国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并在中国的土地上，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是陈双田，这位长工出身的农民代表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这次生动、形象的教育，深深地铭刻在陈双田的脑海里，一直影响着这位劳动模范。就在这次大会上，陈双田和另外50位代表当选为浙江省农民协会筹委会委员。筹委会主任则是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大会结束后，陈双田回到老家汤溪，立即串连9个农民，建立了农会。一年后的1950年9月，陈双田又作为浙江省代表，赴北京参加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他被誉为浙江省两千万农民的一面旗帜。

　　《浙江日报》于1973年10月迁移到体育场路现址。众安桥浙报大楼一度成为浙江电视台的工作地点。后来大概因为庆春路的改造，大楼被拆。现在，这幢大楼已经不见了，这是十分可惜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将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并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进程中，努力创造新的历史、新的辉煌，以不辜负前人的重望。

　　（作者系浙江日报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