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是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第4个年头。记得那年入冬后的一天，家里来了位年轻的女裁缝，20来岁，一头乌发，打扮得比当时乡下姑娘时髦许多。裁剪、缝纫、熨烫，她做得很出色，说是从上海学的手艺。

　　因为要给我做一套中山装，所以要量身材，我们便有了面对面的接触。她一双巧手上下晃动，皮尺左量右算，一缕撩人的情丝注入了我的心田。而她，像老早就认识我似的，夸我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写得很好。她说她高中毕业后因为怕干农活手磨出茧子、皮肤被晒黑，才去上海学裁缝的。我见她只顾嘴上说，忘了拿笔记尺寸，就提醒她不要弄错了。她笑着说：“手艺活靠的是好记性，就跟你写文章一样，看过的东西能顺理成章地抖出来。”

　　她叫高子英，与我同龄，她家与我家只隔一条古老的运河塘。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报上看到我写的文章后，利用做裁缝的便利，一路打听我的“细底”。

　　说真的，这个现在成为我老婆的高子英，我喜欢的就是她那种坦诚直率、竹筒倒豆的性格。初次见面就不客套、不做作，敢于亮自己的“短”，而且以后一直这样不改变，给人以真诚感。

　　1968年我们结婚到现在，从僻远的农村到繁华的县城，我很珍惜这“一见钟情”，并且一直呵护着她的所谓“短”处，让她一心一意做时装。“文化大革命”那阵子，造反派说她“不务正业，是封资修”，我站出来替她打抱不平，义正辞严地说：“她凭手艺为大众服务，靠劳动赚钱吃饭，你们哪个敢说自己不穿衣服！”

　　在家里，吃力流汗的活儿我干，一日三餐我掌勺，清洁卫生我包干，好让她潜心研究做衣服的学问。从一见钟情到几十年的朝朝暮暮，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真的觉得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