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增长,现已达到72岁。过去,中国人以多子女、祖孙几代同堂为荣,长辈是大家庭的核心。如今,中国家庭的结构已发生明显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越来越少,老人与子女分居或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迅速增多。因此,有不少老年人既为长寿高兴,又为养老发愁。
不堪重负
养老难题突出
同事老赵两年前退休,没过几天轻松、舒心的好日子,就遇上了养老的难题。
老赵的父亲年近90,一直和大弟一家住在一起,得到精心照料。去年秋天,大弟一场重病后元气大伤,弟媳要照顾丈夫,就无精力再像从前那样照料公公了。倔强的老人又坚持要一人住在平房。为解决老父亲的日常生活照料问题,全家人开了一个会,商定先由老赵和哥哥轮流照顾老爸。半年多来,老赵每周三天,大清早从自家出发,骑车或坐车一个多小时赶到老爷子那儿,做饭、收拾家务、陪老人聊天,直到老爷子吃了晚饭才离开。
由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负担够重,更让老赵担心的是,老人独住,万一夜里出点事可怎么办。老赵想到了养老院,一打听才知真不好进:一是想住的人太多,挂上号还不知啥时能排到;二是收费不低,老爷子那1000多元的退休金肯定不够。
老赵遇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一”的人口结构(一对夫妇同时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会遇到更多的养老困难,不少开明的老人为减轻孩子的负担,选择去住养老院。
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下称一福院)的一双人间里,记者见到93岁的葛老太太。老太太收拾得干净利索,精神也不错,生活基本自理。问她为何来住养老院?葛老太太说:“我只有一个女儿,66岁了,家里一大摊子事够她忙活,我不愿意给她添麻烦。来这里两年多了,挺习惯的,女儿常来看望,也挺放心。”
一床难求
养老机构缺口大
冯大姐已退休多年,长期单身生活锻炼出自尊、独立的性格。但再要强的人也躲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豁达的冯大姐决定趁身体还行,提前给自己安排好归宿。几年间,她跑了北京城里、郊区,公办、民办,档次不同大大小小几十家养老院,发现理想的养老院太少,想在理想的养老院找个床位太难。
葛老太太算是幸运者,一福院是许多老人的理想选择:两年前进行了改造装修,各项设施比较完备;北京市老年病医院就在院内;生活服务、护理服务和医疗服务一条龙;护理人员都经过专业培训,很多是护校毕业的;位于市区,方便亲友来探望。接待科的同志告诉记者,目前在院老人有500多位,床位全满,排队等候的有好几百,“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在这里,记者碰上姐弟3个年轻人,是为家里84岁老人找养老院的,已经看了七八家,对这里最满意,可惜住不进来。
记者发现,不仅市级养老机构,就是街道、社区办的托老所、老人院,也普遍爆满。与一福院一墙之隔的第五社会福利院,实行宾馆式服务,服务员说,现收住180多位老人,已满员,但可以先登记等通知。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街道托老所在一平房小院里,服务员说,这里只有20多个床位,已住满,三两个月内不会有空床。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是个二层小楼,服务员李姐说,现在住着50多位老人,女的床位已满,男的还可以收个把人。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大多数养老机构只收生活能基本自理的老人,第五社会福利院是这样,呼家楼街道托老所和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也是这样。
对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社会福利处贾晓九处长的采访,印证了记者的看法。他说,目前我国养老机构一是数量少,公办的3.8万个,社会办的1700多家,共有床位131万张,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二是存在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功能不完善等问题。如城里、近郊的养老院床位紧缺,远郊的床位有空闲;养老院本应主要收住需要护理的老人,现在却主要收住健康老人,原因是缺少医疗服务功能。
收费之谜
公益与经营的矛盾
一个朋友讲起母亲的临终遭遇,忍不住掉泪。老人晚年患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最后喂食都困难了,家里的保姆无法胜任护理工作,只好把老人送进京城一家著名的临终关怀医院。朋友是个孝女,希望给予母亲最好的治疗和护理,尽可能延长生命。4个月期间,她把自己能支配的七八万元钱都给了那家医院,终于财力不支出现欠费。她向医院保证:“发了工资就清欠”,可没等到发工资那天老人就走了。讲述中朋友几次使用“寒心”一词,她说:“那时我真觉得钱重要,有钱就能留住人,没钱就留不住人。”
住养老院要花多少钱?记者在走访中没能搞清楚。根据条件、设施的不同,床位费一般在1000元上下;一福院的双人间每月1050元,单人间1890元,三人间900元;呼家楼街道托老所每月850元至1000元;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三人间有电视的每月750元,没电视的720元。至于饭费、护理费、医药费,都是单算的。在一福院,请一对一的护工每月1050元,一对二600元,一对多是普护,每月180元。李姐比较实在,说她们那里每月的护理费100至500元不等,加上其他开支,每位老人每月最低要1400元。
贾晓九处长说,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老人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义务赡养人)和高收入老人都是少数,绝大部分为中低收入者。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应该由多种性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服务网络组成,以非营利的公益性服务为主体,以商业性的营利服务和纯福利性的服务为补充。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一方面公共财政要拿出更多的钱;另一方面要采取资金、政策支持等手段,发展民间非营利公益养老机构,多方携手,加快发展我国社会养老福利事业。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