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25日，是我与妻子结婚的大喜日子。那年我虚岁26，妻22。

　　1957年初，我从宁海县供销合作总社调到力洋区供销社参选主任岗位，在社员代表大会上，我以全票当选。散会后，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代表们都冒雨赶到食堂吃中饭，我也跟了出去。忽然，后面有人轻轻叫我，回头一看，是位年轻漂亮的女代表。她红着脸，打开伞，要我搭她雨伞去食堂。从此，我俩恋爱了，雨伞竟成了我们的红娘。

　　好事多磨，她母亲知道后，嫌我家穷，极力反对，并给她介绍了一个家境优越的中学老师。她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狠着心给她写了封信，劝她不要伤了母女感情，我们之间的事就算了。她接信后，长夜痛哭，给我回信说：“我不怕穷，我们都有一双能劳动的手，还怕没饭吃。”在她的一再坚持下，她母亲默许了我们的婚事。

　　1958年，我调到《宁海报》社工作。10月下旬，她回城休假3天，到报社看我。同事们见到姑娘像西施一样美丽，都夸我这小子有福气，要我速战速决，马上结婚。于是，我俩商量后到城关镇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没有房子，报社腾出一间空房；没钱办喜酒，县广播站编辑杨韵端拿出10元钱，8元办了一桌酒，2元买了喜糖；没有新棉被，记者何士元把他的借给我们用；没有床，大家就抬来一块门板，搭起来充当……

　　结婚后，双方家庭的生活费都要我们负担。妻子当年每月30多元工资，伙食费8元，2元买日用品，5元添补衣衫，其余全部寄回娘家，贴补母亲、弟妹，从18岁参加工作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未间断；我也一样，当年每月53元工资，自己留下20元生活费，其余统统带回家，奉养母亲，供弟妹上学。我俩从来不会为钱多钱少而计较、争吵。

　　这么多年来，我和妻子心心相印、感情融洽，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夫妻之间经常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交流，对父母的孝、对弟妹的责、对女儿的爱，使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我俩都已年过七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我和妻子也要举办金婚庆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