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在天津“特一中”读书。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我们发传单，到市教育局静坐、请愿，要求惩办学校限制学生民主自由的反动分子。

　　一天，一位高三同学把我拉到无人处严肃地说：“这些日子里，你在与反动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勇敢，组织上决定把你送到解放区去学习，你愿意吗？”我感到突然与兴奋，这位学长一定是共产党员，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得到通知的我带上简单的行李偷偷出了校门，来到集合地点。那里已经坐着几个同学，大家让我换上他们准备好的农村女孩穿的衣服，在郝同学的带领下出发了。

　　从天津坐火车到陈官屯下车，我们不敢走大路，在崎岖的田间小路上走了几十里，到达国民党的封锁线。这里是通往解放区的必经之路，因此查得特别紧。我们知道过“鬼门关”的危险，但为了寻找光明、寻找共产党，毅然勇往直前。我们分别插入农民中，扮成回家探亲的样子。封锁线几天才放行一次，因此人多队伍长。我看到一位很和善的大妈提着篮子走在队伍中，便跟她说：“大妈，我一人害怕，咱们一块儿走吧，他们问就说我是您女儿。”大妈点头同意了，我拉着她的衣角，慢慢随着队伍移行。轮到我们被检查了，国民党兵把我们从上到下看了又看，凶狠地问：“到哪儿？”大妈说：“去看望生病的妈。”国民党兵又指着我问：“她是谁？”大妈说：“是我女儿。”国民党兵把大妈带的鸡和吃的东西全部扣留了，推我们快走。侥幸过了鬼门关，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我吓得好久没缓过神来。大妈拉着我走了一段路后与我分手。我焦急地等待其他几个同学，真怕他们过不来。终于，一个一个过来了，大家欣喜万分。

　　我们沿着偏僻小路日夜兼程，终于在黑夜中看到一点亮光。我们惊喜地齐声叫起来“有人家了！”朝着亮光走去，果然是一户农家，上前敲门，里面走出一位大爷。大爷让我们进屋，并叫大妈准备吃的。大爷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回答探亲。大爷听后笑了：“你们不要瞒我，共产党干部常到我这来，让我接待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听后高兴极了，知道已接近解放区了。过了一会儿，大妈端来热气腾腾的汤面，顾不上道谢，我们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第二天天未大亮，郝同学集合大家赶路。吃了睡了，心中的梦想就在眼前，我们情不自禁地唱呀、欢呼呀，走起路来轻松多了。终于到了泊镇，在老乡的指引下，见有一大门，上面挂着接待站的牌子。走近大门，几位穿灰色制服的同志迎过来，其中一位年纪稍大的同志让我们进屋休息。郝同学从鞋底处拿出天津地下党介绍信交给他，他让我们填登记表，强调要改姓名，说主要是为了家人安全，新区形势复杂，特务到处活动，真名可能给家人带来危险。看到别人连名带姓全改，我决定姓不改，跟毛主席同姓多光荣，名字就按我乐意安静的性格改叫乐静吧。看到这里的干部和蔼可亲，同志们团结互助，到处是笑声，空气都显得那么清新，天空也显得那么明亮，我暗暗下定决心，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走。

　　在接待站经过几天学习和休息，我被送到正定县吴玉章任校长的华北大学学习。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服装、生活用品，服装是灰色粗布棉衣裤、棉帽、黑布鞋、白布袜子、皮带和棉被。我穿上这套革命服，从镜中看到自己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打心眼里觉得美。这套衣服我至今仍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