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0岁以上的干部大概都知道林辉山其人。他是我省出席具有重大意义的党的“七大”的代表之一。他传奇一生，追求真理，为党为民，出生入死，高风亮节，光彩照人。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85周年的日子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锡荣，饱含深情，写下这篇回忆文章。这对于当前学习党章，深入开展先进性教育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一份难得的好教材。

　　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我们分两期刊登。

　　今年是党的“七大”代表、原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省纪委委员林辉山同志诞辰100周年。林辉山同志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革命真理，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满腔热忱……每当我回想起这位浙南地下党早期的老红军、老前辈，便感慨万分，追思不尽。

　　历经艰辛找红军，创建浙

　　南根据地有功之臣

　　1906年1月23日，林辉山同志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赤溪镇圆潭村的一个挑夫家里。因家境贫寒，童年时，他靠给地主家放牛为生。天不亮就去割草、砍柴，每天必须给地主家背回七、八十斤柴草。一次，他在给地主砍柴时，从树上摔下来，摔断了脊梁骨，因没钱治病，落下了终身残疾。为什么穷人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穷人总是受剥削、受压迫？一颗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里。1930年秋，当革命志士林珍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他的家乡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告诉父亲：“穷人要翻身，要活下去，就得找红军，红军是帮助穷人组织工会、农民，反对国民党，打倒地主老财的队伍。”于是，他与另一个穷小伙许济菊一起结伴上路，向着福鼎（福建省）方向踏上了寻找红军的道路。

　　在寻找红军的路上，他们靠打短工为生，一路向着闽南方向走。渴了，喝口山泉水；困了，找个草堆一躺就睡。他们不知道红军长得啥样，一见到合适的人，就打听红军。一次，他们把土匪当成了红军，险些丧命。

　　1932年9月，找不到红军的林辉山同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找来铁匠，打了11把大刀和7把小刀，藏在自家的番薯囤里。这几把大刀是他对付敌人的第一批武器。

　　1933年的一天，当他听说中国南方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消息后，就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找到曾在福鼎认识的一位叫陈昌会的鞋匠，又找到了曾经参加过十九路军的李世伍，3个人就在平阳矾山一带，秘密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他们借着走街串乡修鞋，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一天，父亲发现了他藏大刀的秘密后，担心他会被杀头，他对父亲说：“杀掉土豪劣绅，才有穷人好日子。对敌人，我不怕，准备被杀头。”他还对父亲坚定地说：“今年找不到红军，明年我再找。”他寻找红军的消息公开后，土豪劣绅们对他恨之入骨，以500大洋悬赏林辉山的人头。敌人抓不到林辉山，就把他的父亲抓起来关了一年多。不久，浙南游击根据地遭到了敌人的残酷“围剿”，丧心病狂的敌人将他年仅21岁的弟弟林上沛残忍地杀害了。穷凶极恶的敌人还不死心，又放火烧光了他家的房子。在革命斗争处于低潮时，他丝毫没有胆怯，反而更加坚定了闹革命的决心和信心。1933年，他们在福鼎县找到了日夜思念的共产党。1934年4月8日，在福鼎县下岚亭少林庵村的一间破屋子里，林辉山、陈昌会和郑织云同志面对党旗，举起了右拳，向党旗庄严宣誓。宣誓仪式结束后的当天，上级做出决定，让他们立即成立平阳县党支部，林辉山同志担任组织委员，即刻投入革命斗争。在与敌人的殊死斗争中，他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为党在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生入死闹革命，菜刀当

　　作手术刀，挖出身上子弹

　　1934年，组织派林辉山、李世伍和董上举3人去闽东当红军。林辉山被分配在一团一营一连一班当红军战士，他参加了数次战斗。在参加店下的一场战斗中，林辉山左臀负伤，组织把他同一批伤员秘密藏在黄岐村旁的大山洞里养伤。由于缺医少药，子弹又在臀部里，他的伤口很快感染化脓，高烧不止。战友们商量用菜刀帮他把子弹挖出来，但又担心他受不了。他知道后，坚决地说：“敌人的子弹我都不怕，还怕菜刀？”就这样，菜刀当作手术刀用，开水一煮，没有麻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让战友们用菜刀把子弹挖了出来。

　　1935年春，林辉山同志带着未愈的伤病，回到了平阳中心区委，担任中心区委组织委员兼游击队指导员。他带着游击队打浦门、盐关，建立新支部，还奉命给叶飞同志领导的独立师当向导。

　　1936年2月，他找到了我的父亲、时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的刘英。我父亲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势。随后，党组织任命他为泰顺县委组织部长。这一年，他参加了陈家雷、赤溪和矾山等战斗。1936年大年初一，林辉山同志率领红军游击队三支队30多人挺进陈家雷村。傍晚下起了鹅毛大雪，有人说，敌人不会来了；有人说，大年夜吃顿猪肉解解馋，林辉山同志却要大家提高警惕。为了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他组织队伍在清晨4点就起床，5点进入伏击阵地。果然，6点多种，200多名敌人偷偷地向陈家雷南丰岭爬了上来，林辉山命令部队等敌人走近了再打，当敌人爬到距离120米时，他大喊一声“打！”排子枪像雨点般射向敌人。顿时杀声震天，打得敌人溃不成军，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共缴获了150发子弹和枪支。上级赞扬三支队有三好：勇敢杀敌好，政策执行好，纪律遵守好。1936年5月，因时局的变化，组织派林辉山去桐霞开辟新区，担任桐霞县委书记兼三支队指导员。

　　1937年1月，我父亲刘英派林辉山同志到鼎泰，边养伤边配合郑丹甫同志开展敌后工作。在敌战区工作，林辉山同志等随时随地都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他们悄悄地在敌人鼻子底下建立了一个小后方，牵制了敌人的力量，为党的地下组织开展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艰难跋涉赴延安，光荣出

　　席党的“七大”

　　1939年7月在浙江平阳县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林辉山同志被选为省委委员和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

　　当浙江省出席“七大”代表来到安徽皖南新四军军部时，父亲刘英接到党中央发来的电示：国内时局恶化，蒋介石加紧反共，刘英应返回浙江，坚持斗争。我父亲和项英同志商定，他即与杨思一、郑丹甫、张麒麟返回浙江。由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负责，率领林辉山、刘发羡、孙绍奎、谢挺斋（肖岗）代表浙江党组织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林辉山等同志从浙江平阳步行出发，跨越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8个省，渡过长江，突破了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历经1年零46天的艰难跋涉，于1940年12月16日，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和吴玉章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这给了他无穷的力量。陈云同志多次与林辉山谈话，勉励他学习文化，使这位在战场上勇猛杀敌的硬汉，懂得了学习文化重要的深刻道理。

　　1942年春天的一次晚饭后，他与几个学员一起到延安河边散步，边走边谈，谈学习、谈理想……不知什么时候，吴玉章同志朝他们走了过来。听到林辉山等年轻人的热烈讨论后，吴老关心地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学习什么呀？”林辉山回答：“吴老，我们是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并告诉吴老：“我是工农干部，没有文化，来党校还要学习文化。”吴老深情地对林辉山说：“工农干部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较低，这是一个困难，应当努力学习文化。”这次与吴老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时局紧张的原因，中共“七大”一直到1945年5月4日才在延安召开。林辉山同志作为浙江省代表之一，光荣地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会议。他手握一张两寸大、上面印有“二十排十五号”的代表证，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大会。为了铭记这段光荣的历史和牢记肩负的使命，大会闭幕后，他专门做了一个皮挂包，把“七大”代表证放在皮包里，日夜背在身上。无论是在日晒雨淋的千里行军途中，还是在东北辽南的3年游击战场上，整整35年，代表证一直没有离开过他。而且由于他的精心保管，直到他去世，代表证也没有一点受潮变形。

　　经过在延安的学习，林辉山同志由一个只知道朴素革命道理的工农干部，逐渐成长为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党的理论知识的青年干部。

　　身居大都市永葆本色，下

　　乡进村，田间地头，皆为百

　　姓，人称“赤脚部长”

　　党的“七大”以后，林辉山同志被调到东北工作了3年，解放后回到浙江省任温州地委副书记。1952年1月8日，经陈毅同志点将，他来到上海参加建设，具体分管上海市的农业工作。他先后任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新城区委第一书记、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农工部长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他到上海工作后，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里，丝毫没有改变革命战争年代的本色，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不管是在浙江还是上海，他始终牢记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要求，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生活中的他一直很俭朴，平时只穿布鞋和棉鞋，还尽量穿家里人做的。他的子女告诉我，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他只买过三双皮鞋和两身毛料中山装，这是他为三种场合准备的“行头”：一是逢重大节日，二是受首长接见，三是参加外事活动。

　　在上海负责农业工作时，他常常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提着鞋、赤着脚与百姓一起劳动，一起唠家常，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赤脚部长”。平时工作不忙时，他就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

　　刚正不阿讲原则，与张春桥

　　“左”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1963年秋的一天，嘉定县委书记牟墩高同志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市区，见到林辉山同志后，焦急地汇报：“我们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他关切地询问：“什么事？不要着急。”

　　“长征公社红星大队的干部全都给撤掉了。”牟墩高同志紧锁着眉头。当时，张春桥等人正在长征公社红星大队搞“四清”蹲点，把那里的干部全部“打倒”了。难道我们的干部都不拥护党了？全都不热爱社会主义了？都想跟党唱对台戏？林辉山同志与这些干部经常见面，这些同志不仅根子正，没有人贪污，更没有多吃多占，只有一个大队干部在男女关系上有点问题，但不属于敌我矛盾。他反问来人说：“干部全都烂了？走，下去看看！”

　　经调查，他认为，张春桥给干部按“贪污”的罪名处理是错误的。

　　回到市里，他找到了张春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在红星大队蹲点，把那个大队的所有干部都否定了，这是错误的。第一，你们把红星大队的干部都定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问题的人，这与事实不符，证据也不确凿。第二，你们认定大队支部书记在地主家做过长工，就定他是地主的走狗，有政治历史问题，这完全不对。第三，打击面这么大，使生产垮了，这种搞法不对。第四，既然错了，就要予以平反。”林辉山同志坚持原则，与“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林辉山同志的坚持下，嘉定县委为这些干部一一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文革”浩劫受折磨

　　信念坚定跟党走

　　1965年，林辉山同志再次回到浙江工作，担任浙江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主席由时任省委书记的江华同志兼任）。正当年届花甲的他打算为浙江的发展和建设再干一番事业时，“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席卷了全国。1967年至1971年的4年中，他被隔离审查，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尤其是1967年9月至12月，他被上海造反派从杭州揪到上海，在上海10个郊县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市农工部、静安区等地，来回批斗80多天、近100个场次，受尽非人折磨。这个县斗完了，再拉到另一个县继续斗，不让喝水，不让睡觉，有时甚至不让大小便。一次，造反派在雪天里批斗他，不让他穿鞋子，让他赤脚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大半天。他的脚冻出了大片的淤血，膝关节被踢坏。批斗他的造反派累了，换另一批造反派斗，却不让他休息，直到他休克，他的一只耳朵甚至被打聋了。

　　虽然经历迫害，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路没有走错，总有一天组织会还他一个公道。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想，脑子不用会生锈的，就利用隔离审查写交代的机会，背熟了毛主席语录，以特有的智慧与造反派巧妙周旋。他还利用下乡劳动的时间了解社情民意。那时，许多群众对他十分关心和爱护，这也增强了他对党和群众的信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