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会走过许多地方，真正印象美好而强烈震撼的能有多少？延安，正是那种去过一次就让你再也不会忘记的地方。

　　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毛泽东在延安13年的艰辛历程，使中国共产党人走向成熟。

　　延安，这座闻名遐迩的陕北黄土高坡的古城，是一方载满历史辙印的土地。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环峙在她的周围。逶迤曲折的延河绕城而流。在她朴实无华的外表中，蕴含着一种庄严神圣的神韵。

　　1935年10月19日，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接见了来自美国的记者埃德加·斯诺，随后便有了《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见证了历史，最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黄土高原走向紫京城的红色之路。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率中央机关走进延安，在这里找到了红色中国的中心坐标。凤凰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延安后的第一个居住点。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苏区党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洛川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从此，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延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在日寇的飞机把它炸成废墟之前，延安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依偎在黄土高坡的怀抱之中。建筑倒塌后，人们才逐渐向窑洞发展。但真正使延安新生、赋予她历史的重任的，是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不顾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和空袭，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在宝塔山下。

　　据史料记载，1938年，一批上海的进步青年，用了一年多时间，走了10000多里路，历尽坎坷，终于到达延安。这一年，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队长，在赴延安途中看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队队奔赴延安的青年队伍时，不禁赞叹：“奇迹，奇迹。这真是奇迹！这是中国20世纪的耶路撒冷。”

　　毛泽东初到延安时，先住罗家院，再住凤凰山麓的李家窑洞，以后搬到吴家窑洞。

　　在吴家窑洞，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重要著作。

　　如今，吴家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的模样，土坑、小桌子和毛泽东盖过的棉被，院子里石磨、石碾和纺车等。在这里，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一连三天都没有睡觉。由于思想高度集中，木炭火烧着了他的棉鞋，直到闻到了棉布的焦味他才发觉。

　　1938年11月，毛泽东从凤凰山搬到杨家岭，在这里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在杨家岭的简陋窑洞里，毛泽东苦苦求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问题。他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大量的重要著作，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40篇。在这里，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发动大生产运动，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陕北延安的黄土如铜，打造了一个个铿锵作响的故事。

　　在延安王家坪的窑洞里，党中央、毛泽东指挥着千军万马，谱写了解放战争“胸中自有百万兵”的伟大篇章。据说，蒋介石一心要把延安这块革命根据地从地图上抹去。1947年胡宗南的五十万军队向延安进攻，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险象环生。面对此景，毛泽东显得十分坦然与潇洒，飞机在头上盘旋时，他甚至向飞机挥挥手，用唱得有些生硬的信天游为它送行。

　　在延安保卫战中，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不渡黄河，转战陕北的山山水水，以2万人的兵力拖住国民党23万精锐部队，为人民解放军在其它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以后，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延安战斗生活了十三个春秋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仁已经掌握了中国的前途。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北川口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从此，中国革命迈向了壮丽的通途。

　　一曲《南泥湾》，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生命礼赞。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南泥湾》的歌声在车厢里回荡。有人说：“到中国如果不去延安，就不会了解中国”；也有人说：“到延安如果不去南泥湾，将会留下深深的遗憾。”

　　为了不留下遗憾，我们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学员驱车前往南泥湾考察学习。这时，太阳刚刚升起，金灿灿的阳光洒满大地。春天来到了陕北高原，那苍茫寂寥的黄土地上，透出了一层诱人的新绿。

　　穿过一道又一道山粱，终于来到了南泥湾。这是黄土高原深处的一片狭长的洼地，连绵百余里。周围是青翠的群山，中间是纤陌的水田。这里就叫做南泥湾。

　　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坐落在黄土高坡下一块洼地里。在这里，可以深入直观地了解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脉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经济上遇到困难。当时，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被盖”的地步。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吃饭是第一的问题”，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和号召下，一场大生产运动在边区轰轰烈烈地兴起。

　　1940年5月，朱德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提出“屯田”政策。他几次深入南泥湾踏勘，研究部署开发南泥湾的蓝图。

　　1941年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领八路军五千将士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壮志，唱着“开荒好似上前线，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歌，由绥德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

　　南泥湾，距延安40多公里，杂草丛生，荆棘遍地，野兽出没，一片荒凉。初到南泥湾的将士们，面对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建窝棚，在山坡挖掘窑洞，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来解决。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打造。夏天没衣服穿，就光着肩膀开荒干活。冬天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碳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当纸。洗衣服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代替……

　　“只要耕耘，总会有收获”。三五九旅将士们铁的意志、顽强的拼搏，终于克服艰难困苦， 迎来了丰收的喜悦。

　　据史料记载，1942年，三五九旅开荒2.5万亩，种植粮食2万亩，种蔬菜5000亩，还种植了旱烟、胡麻等经济作物，饲养了猪、羊、牛、鸡、鸭等家畜家禽。挖出了一排排窑洞，建起了一幢幢新房，开办了纺织、木工、造纸等工厂。

　　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到南泥湾慰劳。一首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南泥湾》，从黄土地上飞起，迅速传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后来，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一唱，那优美动听的曲子迅速唱遍大江南北，至今家家户户都知道陕北还有个好江南——南泥湾。

　　延安枣园的“窑洞对”，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永恒经典。

　　枣园是延安郊外的一座清幽、恬静的美丽院落。这里原来是一个地主庄园，占地80亩。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中央社会部驻地。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来到这里。兴建房屋窑洞，种植树木花草，使这个小山村绿树环抱，山野青青。

　　我走在枣园的小路上，踏着春光，来到东山坡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前。那是一排简陋的五孔窑洞，与朱德、张闻天窑洞为邻，掩映于枣树之中。

　　窑洞前一棵丁香树，吐着嫩芽，在春风里轻轻地摇曳。这棵当年毛泽东栽种的小树现在已经高大挺拔，每当春天繁花盛开时，成为枣园美丽一景。

　　园子一侧，一方石桌和四个石凳，据说，当年毛泽东工作之余，便在这里看书读报。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谈话，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主张。

　　窑洞的窗棂用五角星造型，糊着粗制的白麻纸，古色古香。走进左边的窑洞，摆放着一张木床、一个木柜、一张折叠椅，还有一个脸盆架。壁上还挂着毛泽东与江青及女儿李讷的生活照片。右边窑洞的桌子上，放着一盏小油灯和一根生铁条。整个窑洞透着一股整齐、清洁、朴素的气息。

　　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枣园的窑洞住了3年又7个月，写下了《组织起来》、《论联合政府》、《学习与时局》、《愚公移山》、《关于重庆谈判》、《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等重要文献。在许多个夜晚里，在如豆的小油灯下，毛泽东奋笔疾书，通宵达旦。

　　当年，延安物质供应极为贫乏。为了节省灯油，每当毛泽东凝神思考问题时，就把灯捻拧小，待挥笔写作时再将灯捻拧大一点。一位美国朋友到延安访问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后，深有感触地说，延安寒冷的窑洞，住着一群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正是这群人，开天辟地，创造成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延安窑洞也孕育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在枣园居住时，把自己作为枣园的普通居民，经常与群众密切往来，乡长没有文化，毛泽东叫叶子龙的爱人去给乡长辅导文化，并一再叮嘱乡长开会时把他们叫上。每逢过年，他们都去给群众拜年，还给枣园的老农祝寿。

　　1945年春节，枣园的群众扛着写有“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带着年糕、米酒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为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祝贺新年。毛泽东设宴招待群众，亲自敬酒，军民同乐，场面感人，成为枣园佳话。

　　1945年夏天，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从重庆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枣园窑洞里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深入讨论了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如何巩固政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始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一脸灿烂的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道历史难题，毛泽东用“民主”两字作了简明回答。

　　毛泽东的回答，化解了黄炎培心中的疑团，他说：“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永恒经典。

　　走过枣园，走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观景，读史，论兴衰，怀念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