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穷，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即便有一点儿，也留不久。这不，一方石砚和一锭金墨就被奶奶拿到县城里卖了换成油盐酱醋。唯有灶台上的一副蜡烛台和一只铜香炉，因为奶奶和母亲要烧香拜佛祭祖而没被卖掉。

　　那只铜香炉由于年久月深的烟气水汽熏染，外表已黑污污的了。那时的乡下，家家户户供奉灶神，烟囱边砌出个神龛，贴一张木刻印的“东厨司令”，也就是灶神的像。灶台上放着蜡烛台、香炉，有事逢节点上一对蜡烛、插上一支香，求灶神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无灾无祸。尽管奶奶和母亲是那么的虔诚，但家里的日子仍未见好转。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家家揭不开锅，连树枝草根也拿来充饥。有一天，父亲乘奶奶不在，偷偷从灶台上拿下铜香炉，翻来覆去地看。他把我叫过去，让我看看底部那几个字念啥。父亲不识字，我一个字一个字轻声念着：“大—明—宣—德—炉”。什么意思我不懂，只是听父亲说“对了”，然后甩手让我离开。第二天一早父亲进城去了，烛台尚在，香炉却不见了。原来，父亲听说明朝宣德炉萧山只有10只，其中5只底部几个字有金，所以很值钱。父亲不忍心看着一家老少饿得手脚浮肿，决定把香炉拿到县城，若能卖个好价钱，换十几斤大米权且度个饥荒，自己再削个木香炉也就罢了。谁知城里那位戴眼镜瘦猴似的老先生只出价5元，多1分也不肯。父亲算算5元钱只能买得10斤胡萝卜，这香炉实在舍不得，于是拿回家又悄悄放回灶台上。

　　日子终于有了转机。1964年我当兵入伍，有公社规定的照顾工分。几个妹妹也日渐长大，家里负担减轻。5年后，我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在县城工作，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我在老家造了新房，那香炉和烛台又搬进瓦屋的新灶台上。奶奶和母亲相继去世，妹妹们先后出嫁，而我已在城里安家，很少回去，家里只剩父亲和弟弟。至于那只大明宣德炉，也无需再用它去换吃的，也无人关注它值不值钱，依然默默地、灰不溜溜地伫立在灶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