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幸多次见到周总理，并曾为周总理在杭州所作的仅有两次讲话做记录。这也是我记者生涯中最为难忘的经历之一。

    1957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为接待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专程从北京来到杭州。我没有参加西罗基总理来杭的采访活动。但就在这次外事活动期间，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同志单独找了我去，嘱咐我作好准备，将去参加一次会议做记录。他要求我把会上的讲话全部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并说这是省委领导布置的任务。3月23日上午，我按照总编辑的要求，赶到杭州饭店负责外事接待的临时办公室。于冠西同志告诉我：“今天的任务取消了，你先回去吧！”

    事后，一位外事部门的同志告诉我，中捷两国总理曾决定在杭州举行一次会谈，要求省里派人担任记录。后来捷方提出改为两国总理私下会谈，只允许一位翻译在场，并且不作记录，不发消息，所以其他人员都不参加了。事后我想，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我党连续发表了两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捷两国总理的会谈，必然会涉及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其他工作人员不宜参加，是很自然的。

    当天下午，于冠西同志再次通知我，第二天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仍旧由我去做记录。

    万人大会在杭州市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举行，来自省级机关、杭州市及从各地区赶来的机关干部，都按事先划定的方阵有秩序地坐在草坪上。大会主席台设在人民大会堂大厅门口的台阶平台上，正中间放置着一张从大会堂内主席台上搬来的讲台。讲台的左侧摆着一张普通的办公桌，这就是我的记录席。此外，主席台上没有别的桌椅和摆设。主持会议的沙文汉省长在开始时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就退到后面的休息室去了。周总理讲话时，没有讲稿，讲话内容主要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现在留在脑子里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总理提到不久前刚刚访问过苏联、波兰等一些国家（当时没有公开报道），他很具体地讲到苏联、波兰等国的一些情况，例如苏联的部长每月的工资一般为多少卢布，而苏联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却只有多少卢布，两者相差有好多倍。波兰则不同，他们的部长每月工资与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相比，差距要小得多。总理的意思是：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不能太大。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逐渐理解到，总理这次讲话的整个内容，是阐述毛主席在1956年所讲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直到70年代才正式发表。

    总理讲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他出口成章，逻辑严密，很有条理，而且音调清晰，节奏也很均匀，非常好记。他那略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深深地印记在我脑子里，直到现在，每当电视里出现周总理的形象，我总要用存贮在脑子里的信息来对照电视演员的声调，从而辨别哪个讲得像，哪个相差比较远。

    总理讲话中间休息时，我曾走到讲台边细看，没有发现讲话提纲，他完全是一口气讲下来的。当他和沙文汉省长交谈时，我也站在旁边看着。当时他年近六十，但精神很好，面色红润，两颊的络腮胡子尽管修刮得很干净，但青青的肤色仍看得很清楚。

    参加这次大会的干部虽然只有万人左右，但实际上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四周马路上的群众，也不下数千人，他们都是自发赶来一睹总理风采的。报告会结束之后，参加听讲的各地干部听从指挥，有秩序地从会场东、南、西大门疏散出去，周总理则由沙文汉省长等陪同，进入人民大会堂，穿过舞台，从北门而出。总理的座车就停在大会堂的北门外。哪里知道，当周总理走出北门，坐进汽车之后，车子再也开不动了。柳莺路上早就有人在等候着，一瞬间，真是“人群如潮”，人们鼓掌欢迎，情绪极为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沙文汉省长只好再从车里出来，高声地劝说大家让开一条路来。沙省长人高马大，站在汽车旁边，足足高出人群一个头。他微笑着挥动双手，高声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总理已经作了半天报告，很吃力了，请大家让一让，让总理回去休息！”但是，人们不但不退，反而越聚越多。这使我想起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这次访问杭州时说的一句话：“人民总是欢迎自己的总理的！”因为每次周总理陪同西罗基参观游览时，人们总是不断地朝着周总理鼓掌、欢呼！

    沙文汉省长感到再这样下去是无法脱身的，他只好打开车门，请周总理下车，重新走入人民大会堂，另换了一辆汽车，从西门出去，回到了杭州饭店。

    回到报社后，我花了近两天时间把周总理的报告整理成一万多字的草稿。这份记录稿经总编辑于冠西同志阅后转送给省委办公厅薛驹同志。后来我看到的是一份中共浙江省委发出的正式文件。

    一个月后的4月24日，周恩来总理又在杭州向两千多位党内外干部作了第二次讲话。

    这一次，周总理是在杭州准备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伏到杭前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题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讲话。

    此时，我正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采访。这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学习和贯彻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月24日下午3时，周总理由江华同志陪同来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讲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内大会议场里进行的。江华同志作了简短讲话后，请周总理作报告。我坐的记录席放置在主席台的右侧。周总理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若干问题的解答》报告，共分六个部分：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问题提出的客观基础；二、新形势新任务；三、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性质、内容、转化及处理的方针；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六、共产党内的整风。

    这天因为会议开始已经是下午3时了，所以周总理讲话结束时过了6点，天已开始暗了下来。讲话中间休息时，我走到讲台边看到讲台上放着几张用32开白色打字纸打印的讲话提纲，几个淡蓝色的字，打印在每张纸的正中，总理每讲完一个问题，就翻过一张纸，讲话的详细内容，则全部来自总理的脑子里。

    讲话结束后，趁总理还未离开，我急忙找到总理的外事秘书马列同志，同他商量有关报道问题。我问：总理今天的讲话，是详细整理发表还是只发表简短摘要的新闻？马列说：你是不是先整理一篇比较详细的稿子，然后摘写一篇简要的新闻稿，各打印几份，明天送给我，我再请示总理。

    按照马列同志的意见，我连夜整理了一篇约三四千字的讲话摘要，然后摘编了一篇千字左右的新闻稿，请排字车间的同志用比较大的字体各排印了10份，第二天上午送到杭州饭店五楼马列同志的住处。

    因为参加两个会议的同志这天都参加欢迎伏罗希洛夫来杭访问的活动，我也接受了一点采访任务，并在杭州饭店等候马列同志的回音。但是直到周总理离开杭州，马列同志仍没有拿到这两篇送审稿。他对我说，看来这个报道不可能见报，因为毛主席的两次讲话也还没有公开发表呢！因此，在5月1日《浙江日报》发表的两个会议结束的报道中，我在请示了林乎加书记、吕志先（宣传部）部长后，简单地写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重要讲话”这样一句话，而必须严守纪律，不能写出具体的内容。

    敬爱的周总理，是我们全党谦虚谨慎、严守纪律的楷模。

    （作者系浙江日报离休干部）